在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，战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它不仅受到历史时期、社会经济、科技水平的影响，还与军事家的个人智慧和实践经验密切相关。从早期的《孙子兵法》到后来的《武经七书》，中国古代战术思想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，从定性到定量的演变。

早期的战术思想主要体现在《孙子兵法》中。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，它提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，如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、“兵者，诡道也”、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等。这些原则强调了情报的重要性，战争的不可预测性和灵活性，以及避免正面冲突，通过谋略和心理战来取得胜利。孙子的思想体现了古代战术思想的基础，即以智取胜，追求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战术思想开始逐渐系统化和细化。在汉唐时期，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对外战争的频繁，战术思想开始注重实际操作和具体战术的运用。这一时期，出现了许多关于军事的著作，如《三十六计》、《吴子兵法》等，这些著作不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，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了新的战术思想。

到了宋代，战术思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《武经七书》的编纂标志着中国古代战术思想的系统化。这七本书不仅包括了《孙子兵法》，还包括了其他六部军事著作，如《司马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等，它们共同构成了宋代官方军事教育的核心内容。这些著作不仅传承了古代的智慧，还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，对战术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。

明清时期，随着火器的出现和战争形态的变化，战术思想再次发生重大转变。火器的应用使得战场上的战斗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传统的战术原则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。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开始探索如何在火器时代运用传统战术，并结合新的技术发展，提出了新的战术思想。

总的来说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的战术思想经历了从《孙子兵法》的谋略和智慧，到《武经七书》的系统化和细化，再到明清时期的火器战术的适应和发展。这一演变历程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家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，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战术原则的不断探索和创新。